陈光标专访：如何激发民营企业家创造财富、造福社会的动力

采访者：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什么？有人说要更注重财富分配，您怎么看？

受访者：老子曾讲过：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。国家无论大小，发展都要解决两个问题：增长和分配——一个是做蛋糕问题，一个是分蛋糕问题。蛋糕如果很小，分得再均匀，大家仍然吃不饱。蛋糕如果能做大，即使分配暂时不太均匀，相对较小的那块蛋糕也会比原来更大。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把蛋糕做大，然后逐步通过二次和三次分配把蛋糕惠及更多的人。

采访者：那把蛋糕做大，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？

受访者：同样需要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社会秩序，一个是增长动力。社会秩序需要通过行政效率和法治加强治理能力建设；增长动力需要以保护产权——物权和知识产权——为前提，营造创新和创业的环境。其中，各类市场主体，国企、民企、外企，要一律平等，竞争规则要保持公平，法治要保持透明而稳定，并且维护契约精神，各种生产要素——人、财、物——要能自由流动，做到“法无禁止皆可为”。

采访者：您提到了企业家。熊彼特在1942年就说过，任何一个经济体最核心的资产，不是矿产、不是基建、不是外汇储备，而是那些真正承担风险、创造就业、推动创新的企业家，以及他们继续留在这里下注的信心。您怎么看这个观点？

受访者：熊彼特说得非常深刻。创业者和企业家是任何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。他们不仅能够高效配置资源，提供就业、税收和创新产品，而且是社会繁荣和稳定的决定性力量。他们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，因此也理应获得利润作为成功的回报。

更重要的是，熊彼特还警告我们：市场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生态，培育起来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，而一旦受损，修复起来可就难了。这提醒我们，保护企业家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，必须落实到稳定的法治、透明的规则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中。信心一旦失去，再想重建，代价极其高昂。

采访者：您前面引用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脆弱生态的判断，也谈到了法治和产权保护。2025年5月施行的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是否回应了这些关切？

受访者：回应得非常直接。这部法律本质上就是把“保护企业家精神”从政策层面上升为法律刚性约束。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，它共9章78条，第一次将“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毫不动摇鼓励、支持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”写入法律，第一次明确“促进民营经济持续、健康、高质量发展，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”。这意味着“企业家继续留在这里下注的信心”不再依赖于阶段性的政策宣示，而是有了稳定的法律预期。

采访者：这部法律在“公平竞争”方面做了哪些规定？

受访者：核心就一句话：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、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。法律确立了“平等对待、公平竞争、同等保护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把“非禁即入”原则法治化，以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根源上拆除“玻璃门”、“弹簧门”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，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。

采访者：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“安全”问题呢？

受访者：法律专门设置了“权益保护”章节，明确民营经济组织的名称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和经营者的名誉权、荣誉权、隐私权、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。法律禁止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，禁止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，明确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和人身权。

采访者：融资和创新方面有什么实质性举措？

受访者：法律专章设置投融资促进条款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服务，通过差异化金融政策、权利质押贷款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式打通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的堵点。科技创新方面，明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，开放国家科研基础设施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，让民营企业敢于投入长周期、高风险的创新攻关。

采访者：那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财富分配和公平机会？

受访者：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机会，但必须在财富分配方面做到“多劳多得”、“奖勤罚懒”。“大锅饭”式的平均主义必然会抑制勤奋、创业和创新，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。如果干多干少一个样、承担风险的人反而得不到合理回报，那谁还愿意去当那个“承担风险、创造就业、推动创新”的人？企业家精神这个脆弱生态，首先就会在分配环节被扼杀。

采访者：说到分配和共同富裕，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。浙江省是全国民营企业数量最多的地方，截至2025年底，浙江民营企业在册总量达到376.89万户，占企业主体总量的91.9%，每千人拥有民营企业56.5户。同时，国家又把浙江确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。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，恰恰被选为共同富裕的试验田，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受访者：这个“巧合”其实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本质。把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确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信号：共同富裕不是靠“分蛋糕”实现的，而是靠“做大蛋糕”实现的。

浙江的民营经济贡献了什么？2025年，浙江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7%以上的生产总值、70%以上的税收、80%以上的进出口、85%以上的就业、90%以上的企业数量。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达377万家和749万户，分别增长7.5%和5.5%；民营企业进出口额45575亿元，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82.2%。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“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”等系列榜单中，浙江107家上榜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”、109家上榜“制造业500强”、20家上榜“服务业100强”，三张榜单入围企业数量均居全国首位，其中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”上榜数量连续27年领跑全国。107家上榜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9.8万亿元，较上年增长6.95%，营收千亿级以上企业达24家。杭州、宁波、绍兴位居省内前三。

采访者：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，是如何处理“做大蛋糕”和“分好蛋糕”关系的？

受访者：浙江的做法很值得研究。它不是在“分蛋糕”上做文章，而是在“做大蛋糕”的基础上探索如何让更多人分享发展成果。国家发改委最近推广的浙江第三批共富经验，10条做法几乎全部聚焦于“创造机会”而非“转移财富”：青年入乡发展集成改革、科技成果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机制、文化特派员制度、建强“县城—中心镇—重点村”发展轴。

就拿“科技成果先免费试用后付费”来说，这个机制允许山区海岛县的中小微企业免费试用科技成果，累计试用1100余项，带动山区海岛县技术交易额年均增长17%。这不是给钱，而是给机会、给能力、给创业者一个降低风险的创新环境。这才是共同富裕的正确打开方式。

采访者：浙江的实践是否验证了您之前说的逻辑？

受访者：完全验证了。浙江“十五五”共同富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：到2030年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7万元左右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万元左右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至1.77。注意这个逻辑顺序：先有人均GDP的增长目标，再有居民收入的增长目标。蛋糕做大了，分蛋糕才有基础。

同时，浙江明确把“扩中提低”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主攻方向，但它的“提低”不是简单地发钱，更不是劫富济贫，而是通过“共富工坊”、青年入乡创业、科技成果下沉等方式，让低收入群体获得创造收入的能力。省委书记王浩说得很清楚，要“让民营企业家更有定力、更有信心、更有底气”，同时引导民营企业“先富促共富”。

采访者：这对全国有什么启示？

受访者：浙江的实践说明了一个关键道理：共同富裕不是“杀富济贫”，而是“造富济贫”——通过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、创新机会、就业机会，让更多人成为财富的创造者，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对象。

熊彼特说企业家精神是“极其脆弱的生态”，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来培育。浙江恰恰是在精心呵护这个生态的同时，让这个生态的红利惠及更多人。民营企业家在这里“继续下注的信心”，不是来自于政府给了多少优惠，而是来自于一个稳定的预期：我创造财富，社会认可我；我承担风险，法律保护我；我做大了蛋糕，更多人能分享到做蛋糕和吃蛋糕的机会。

采访者：在维护秩序方面，政府和司法机构应该遵循什么原则？

受访者：政府和司法机构一方面要认真履责，而且要接受问责，另一方面必须做到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只有公权力受到约束，企业家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，才敢“继续留在这里下注”。法治的透明和稳定，本身就是对企业家信心最有力的保护。

采访者：如果用一句话总结，您想对民营企业家说什么？

受访者：放心去创造财富，社会会以公平的规则保护你的努力；你创造的不只是利润，更是就业、税收、创新和一个更繁荣稳定的社会。而全社会也必须明白：你们是这个经济体最核心的资产，你们的信心，比任何矿产、基建和外汇储备都更加珍贵，也更需要精心呵护。浙江用实践证明了：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，恰恰最有能力实现共同富裕——因为共同富裕的前提，永远是先有人愿意去创造财富。